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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条文背后是看得见的正义——“于欢故意伤害案”涉及的法律问题分析
分类:[众城文摘]  来源:  阅读:次  时间:2017-3-29

法律条文背后是看得见的正义

——“于欢故意伤害案涉及的法律问题分析
四川众城律师事务所 张海军
这个周末,由于最高检、最高法和山东政法系统的频繁发声,随着判决书内容的曝光,法学专家、法律职业者的摇旗呐喊,加之各种媒体的广泛宣传造势,于欢故意伤害案持续刷屏。最高人民法院发表评论文章称“又一堂全民共享的法治‘公开课’”。那么,“于欢故意伤害案”中究竟发生了什么?该案涉及哪些法律问题?二审该怎样判?
作为一名律师,笔者习惯性地把案件事实、法律规定以及法理和伦理思考结合起来分析。
首先,我们来盘点一下案件发生的背景、经过及目前状况。根据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鲁15刑初3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记载,2014年2月,苏银霞向赵荣荣借款100万元,双方口头约定月息10%。2016年4月14日,赵荣荣以借款未还清为由纠集杜志浩、程学贺、严建军、郭彦刚等十余人到苏银霞所在公司要债。这些人在苏银霞所在公司大门外烧烤饮酒。21点10分左右,杜志浩等多人到苏银霞及其儿子于欢所在的接待室催要欠款,并对二人有侮辱言行。22点10分左右,派出所民警接警后到达接待室,询问情况后到院内了解情况。于欢欲离开接待室被阻止,与杜志浩等人发生冲突,持尖刀将杜志浩、程学贺、严建军、郭彦刚捅伤。民警闻讯后返回接待室,令于欢交出尖刀,将其控制。杜志浩、程学贺、严建军、郭彦刚被送往医院抢救。杜志浩因失血性休克于次日凌晨2点左右死亡。严建军、郭彦刚构成重伤二级,程学贺构成轻伤二级。
2016年12月15日,聊城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于欢故意伤害一案。2017年2月17日,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承担相应民事赔偿责任。宣判后,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杜洪章、许喜灵、李新新等人和被告人于欢不服一审判决,分别提出上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24日受理此案,已依法组成合议庭。现合议庭正在全面审查案卷,将于近日通知上诉人于欢的辩护律师及附带民事诉讼上诉人杜洪章、许喜灵、李新新等的代理律师阅卷,听取意见。
最高人民检察院也表示已经派人赴山东阅卷并听取山东检察机关汇报,正在对案件事实和证据材料进行全面审查。
一、     于欢构成故意伤害罪而非故意杀人罪
本案中,检察机关以故意伤害罪起诉于欢,法院判决于欢构成故意伤害罪。笔者认为,这种定性是正确的。
在情急、情绪冲动情况下的致人死伤的案件中,判断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是构成故意杀人罪还是故意伤害罪,是一个经常困扰司法实践的难题。从概念上讲,故意伤害罪与故意杀人罪之间的界限是比较明确的,故意伤害的主观方面是非法损害他人身体健康,而故意杀人主观方面则是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权。因此,区分故意伤害与故意杀人,关键是要看行为人故意的内容。如果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造成死亡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死亡结果的发生,即使没有造成死亡结果,也应定故意杀人罪;如果行为人只有伤害他人的故意,并且希望或者放任伤害结果的发生,即使被侵害人由于伤势过重,出乎其意外地导致死亡,也只应定故意伤害罪。但是,由于人主观思想活动的隐蔽性,要正确判定故意的具体内容实际上是比较困难的。
在本案中,于欢在犯罪前没有任何施暴的心理与行动准备,加害行为实属事发突然,而非蓄谋已久。在行为过程中,所持工具也系情急之中就地取材,无法选择,而非精心准备作案工具。在“一顿乱捅”的状态下,于欢并未预见自己行为的后果,并非明知自己的行为会造成死亡的结果。最为关键的是,于欢对所实施的刺击部位并无明确的选择,虽对多人实施了刺击,但对单个被害人没有连续刺击。这足以表明于欢并非希望或者放任他人死亡结果的发生。在捅伤杜志浩、程学贺、严建军、郭彦刚后,被告人没有继续刺杀,也没有追击,束手就擒,也印证了于欢主观上只是希望摆脱对方侮辱、伤害、拘禁母子二人,不具有杀人的故意。
二、于欢持尖刀捅刺被害人时存在正在发生的不法侵害,但于欢的行为属于防卫过当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条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由此判断,要构成正当防卫或者防卫过当,必须以不法侵害的存在为前提。
一审法院认为:“虽然当时其人身自由权利受到限制,也遭遇对方辱骂与侮辱,但对方的人没人使用工具,在派出所已经出警的情况下,被告人于欢和其母的生命健康权利被侵犯的现实危险性较小,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所以于欢持尖刀捅刺被害人不存在正当防卫意义上的不法侵害前提”。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条规定的不法侵害究竟指什么,怎样理解不法侵害的内涵和外延就成为本案的关键,由于没有相应的司法解释,因此应当从文意上来理解不法侵害。笔者认为,凡是致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受到损害的违法犯罪行为均属于不法侵害。
本案中杜志浩、程学贺、严建军、郭彦刚等人未经允许,强行闯入苏银霞所在公司办公场所,长时间限制于欢母子二人人身自由,对其进行辱骂与侮辱,致使于欢母子二人遭受人身自由、人格尊严、财产权利等多方面的损害,这些行为均涉嫌犯罪,明显属于不法侵害,而且属于正在发生的不法侵害,也就是说,于欢持尖刀捅刺被害人存在正当防卫的前提。
于欢持尖刀捅刺被害人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笔者认为,虽然杜志浩、程学贺、严建军、郭彦刚等人的行为致使于欢母子二人遭受不法侵害,但这种侵害并未威胁到于欢母子二人的生命,不属于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于欢母子二人的防卫应当限定在摆脱杜志浩、程学贺、严建军、郭彦刚等人的不法侵害的限度内,于欢的防卫行为导致了对方死亡一人、重伤两人、轻伤一人这样的严重后果,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属于防卫过当。
三、于欢构成坦白还是自首
根据一审判决书记载,一审过程中,于欢的辩护人提出了于欢存在坦白的量刑情节,但于欢及其辩护人均未提出于欢存在自首的量刑情节。一审法院也认可于欢存在坦白的量刑情节。那么,于欢的行为仅仅是坦白还是应当被认定为自首呢?
《刑法》第六十七条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本案中,一审法院也认可于欢存在坦白的量刑情节,也就是说一审法院也认可了于欢存在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行为。那么,只要于欢存在自动投案的行为,就应当被认定为自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第一条也规定“一、关于‘自动投案’的具体认定。《解释》第一条第(一)项规定七种应当视为自动投案的情形,体现了犯罪嫌疑人投案的主动性和自愿性。根据《解释》第一条第(一)项的规定,犯罪嫌疑人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也应当视为自动投案:(2)明知他人报案而在现场等待,抓捕时无拒捕行为,供认犯罪事实的;(5)其他符合立法本意,应当视为自动投案的情形。”本案中,于欢明知警察在现场的情况下,在刺伤杜志浩、程学贺、严建军、郭彦刚等人后,并没有离开现场,交出了尖刀,抓捕时无拒捕行为,供认犯罪事实,完全体现出了投案的主动性和自愿性,可以认定为“自动投案”,再加上于欢存在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行为。那么,于欢的行为就应当被认定为自首。
四、被害方涉嫌非法拘禁罪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欠债才需还钱。本案中,案发时,苏银霞是否还欠债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本案中,2014年2月,苏银霞向赵荣荣借款100万元,双方口头约定月息10%,月息10即年息120%,超出24%的部分利息,明显是不受法律保护的。2014年2月至案发时共2年2个月,按年息24%计算,即使不考虑中途还款至本息减少的情况,100万借款的本息最高为152万元。一审判决书中显示,苏银霞称此前陆续还款数额为152万元。另据《南方周末》报道,事发前苏银霞共还款184万元,并将一套价值70万的房子抵债,这两个还款金额都已经是还清本息,既然已经是还清本息,那么被害方的追债行为明显不受法律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条规定,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具有殴打、侮辱情节的,从重处罚。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使用暴力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处罚。为索取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依照前两款的规定处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为索取法律不予保护的债务非法拘禁他人行为如何定罪问题的解释》规定,行为人为索取高利贷、赌债等不受法律保护的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1999.9.16高检发释字〔1999〕2号)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涉嫌利用职权非法拘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1.非法拘禁持续时间超过24小时的;2.3次以上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一次非法拘禁3人以上的;3.非法拘禁他人,并实施捆绑、殴打、侮辱等行为的;4.非法拘禁,致人伤残、死亡、精神失常的;5.为索取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具有上述情形之一的;6.司法工作人员对明知是无辜的人而非法拘禁的。因此,在司法实践中,一般参考拘禁他人的时间长度(24小时以上)、拘禁的次数(三次以上)、拘禁的情节(是否殴打、扣押、侮辱、捆绑等)。
本案中,苏银霞已还清借款本息,杜志浩、程学贺、严建军、郭彦刚等人索要债务为非法债务,强行闯入苏银霞公司办公场所,并且实施了殴打、侮辱行为,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符合非法拘禁立案标准。
由于殴打行为,未出现致人重伤或者死亡的后果,不构成故意伤害罪和故意杀人罪。
由于侮辱行为,依照《刑法》规定应作为非法拘禁罪的量刑情节,从重处罚。
五、办案民警涉嫌玩忽职守罪
最高人民检察院明确表示派往山东的人员将依法调查处理警察在本案执法过程中是否失职、渎职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一审法院查明,2210分左右,派出所民警接警后到达接待室,询问情况后到院内了解情况。于欢欲离开接待室被阻止,并且,根据苏银霞和于欢本人供述,民警到接待室后,苏银霞和于欢告知了被打的事实,并要求离开接待室,对方不允许,在此情况下,民警并没有进行相应的处置,没有将双方分开,也没有核查现场是否存在危险物品,没有将苏银霞和于欢带出接待室,而是自己走出接待室,让于欢母子继续留在接待室面临对方的不法侵害。如果民警将双方分开,或者让对方离开公司,本案就可能不会发生,可见,民警的处置方式、方法明显不当,存在过错。
本案中,处理案件的民警在主体上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符合玩忽职守罪的主观要件,并且,客观上,有玩忽职守的行为,涉嫌构成玩忽职守罪。
六、建议二审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
一审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承担相应民事赔偿责任,对于于欢构成犯罪,这在学界争议不大,但普遍认为一审法院量刑过重。本案最大的争议不是于欢是否构成犯罪,而是于欢为什么被判处无期徒刑,那么,二审法院应当怎样判决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犯罪分子具有本法规定的从重处罚、从轻处罚情节的,应当在法定刑的限度以内判处刑罚。犯罪分子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的,应当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
《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第二十五条规定,犯罪分子犯罪后,犯罪事实和犯罪分子均已被发觉,犯罪分子尚未受到司法机关讯问或者被采取强制措施而自首的,轻处20%;第二十六条规定,(一)被害人有重大过错的,对被告人轻处30%;第一百零一条规定,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死亡,基准刑为有期徒刑十三年。第一百零二条规定,伤害多人的,在其中最重伤情基准刑的基础上,每增加轻伤1人,按照所增伤情的轻重程度,确定递增幅度,轻度的,刑期增加三个月;中度的,刑期增加六个月;重度的,刑期增加九个月;每增加重伤未达残疾标准或接近轻伤标准1人,刑期增加十个月;每增加重伤1人,致10级残疾的,刑期增加一年,依次每增加一级残疾等次,刑期增加六个月。本案中,于欢的行为造成杜志浩死亡,严建军、郭彦刚重伤二级,程学贺构成轻伤。据此计算,于欢基准刑为13年,2个重伤加2年,1个轻伤加9个月,总共15年9个月。被害人有重大过错,轻处30%后为10年6个月。再加上自首轻处20%以及防卫过当依法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因此,二审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判处于欢10年以下有期徒刑。
《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第三十二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被告人,不得适用缓刑:(八)判处缓刑,可能激化社会矛盾的。第一百零四条规定,除具有两个以上法定从轻或减轻处罚情节外,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适用缓刑:(一)未作赔偿的;(二)致2人以上重伤或多人轻伤的。本案中,于欢的行为导致了对方死亡一人、重伤两人、轻伤一人这样的严重后果,未作赔偿,并且不能完全说于欢无任何过错,加之反对血腥复仇,倡导依法处理纠纷的思想,笔者认为不应当免除处罚,并不得适用缓刑。
七、正义是法官理解和适用法律的首要价值观
本案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公众质疑判决的正义性。人们想不通,为什么保护母亲、为民除害的于欢被判处无期徒刑。
习近平主席说:“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英国哲学家培根认为:“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每一份不正义的判决都是对司法权威的严重破坏,影响人民法院的公信力。习近平主席还说:“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可山东聊城中级人民法院这个判决,却让很多人感受到了非正义。
“法是善良公正之术”。如果不能理解法律规则背后的价值指引、人心所向,就会出现司法裁判“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结果。文牍主义、机械司法的后果,导致有的案件劳而无功不说,还会极大地损害司法的公信和权威。最高人民法院评论文章称:“法律职业特别是握有法槌的法官只有认真正解法律中的政治诉求、道德诉求、人心诉求和其他相关因素,或者说是领会了在这些诉求之下的法律,才算是真正掌握了“法律”的真实含义了。”笔者认为,此观点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于欢故意伤害案”广受关注的根本原因,也指出了一审承办法官的错误之处。从一审判决看,一审法官没有考虑到或者是没有完全考虑到正义这一基本法律价值观,没有领会到正当防卫法律条文背后的政治诉求、道德诉求、人心诉求,没有考虑到受害方属于索要非法债务,在其母亲受到侮辱的情况下,于欢的行为不仅仅是一个法律上的行为,更是一个伦理行为。可见,一审法官没有真正掌握相关“法律”的真实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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